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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27日，广东省委十三届七次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就高质量编制好广东“十五五”规划进行部署落实。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羊城晚报》推出理论专版，邀请6位专家学者围绕“六个坚持”重要原则和广东的具体实践进行理论阐释解读，为新时代新征程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以及科学谋划好未来五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建言献策。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之一，强调提高党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全过程，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根本保证。从这里不难看出，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四个方面，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成功密码。

　　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直接关系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效果，党的领导保证了中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式现代化沿着正确轨道前进提供方向指引。

　　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政治领导力在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中居于重要位置，主要体现为制定和执行党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的能力，确保经济社会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党的指导思想具有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发展性，特别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

　　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具有宏观性、总体性，需要顶层设计、统筹安排，党的全面领导能科学定位发展阶段，客观分析发展环境，合理确立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举措，妥善处理一系列重大关系，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

　　“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其使命任务是“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这是《建议》对“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

　　认清发展环境是谋划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前提，《建议》分析了“十五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提出了一系列新判断。比如，“我国具备主动运筹国际空间、塑造外部环境的诸多有利因素”，这一判断表明我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我国的国际空间不由他者来定义，而由自己来运筹。又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这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优势的总体判断，是制定经济社会发展政策的重要依据。

　　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能妥善处理改革与开放、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发展与安全、当前和长远、中国和世界等影响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关系，确保“十五五”时期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需要具体政策支撑和指引。党的全面领导能依据发展环境、战略重点，制定具体政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确保发展目标的实现。

　　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是《建议》的重点。《建议》部署的十二个方面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七个方面属于经济发展，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优化区域经济布局，每一方面都提出了若干具体政策。

　　同时，《建议》制定了社会发展的具体政策，如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提出“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建立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制度”，这些属于社会发展政策的创新，既有利于促进经济发展，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全面进步。

　　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来自改革，《建议》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

　　制度创新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建议》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制度构想。如为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建议》提出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稳步实施地方碳考核、行业碳管控、企业碳管理、项目碳评价、产品碳足迹等政策制度，这是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制度创新。破除妨碍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为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建议》强调“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调动各方面力量，《建议》强调充分调动全社会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激发各方面的活力和创造力，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合力和凝聚力。

　　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是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集中体现，诠释了中国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坚持人民至上”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之一。习在视察广东时明确要求广东“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

　　作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先行地、实验区，广东必须深刻把握坚持人民至上的丰富内涵、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直面发展中的突出矛盾，以精准务实的实践路径，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成果。

　　从理论本质来看，人民至上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人民观的继承与发展，彰显了中国式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本质特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注重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深刻揭示了高质量发展与民生改善的辩证统一关系。

　　从理论要求来看，“十五五”时期坚持人民至上需把握三重核心要义：一是坚守“发展为了人民”的价值原点，将人民对优质教育、医疗、养老等美好生活的新期待作为发展的出发点，破解“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的民生诉求升级难题；二是激活“发展依靠人民”的动力源泉，尊重人民首创精神，通过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让群众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和推动者；三是践行“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分配原则，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制度体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制度创新是践行人民至上理念的根本保障，要聚焦区域城乡差距、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治理效能待提升等核心难题，构建系统完备、协同高效的制度体系。

　　在区域协调发展制度创新方面，广东以“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为牵引，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长效机制，把短板转化为潜力板，让粤东、粤西、粤北地区与珠三角共享发展红利。创新“飞地经济”利益共享制度，实行产业转移园区税收分成等政策，推动珠三角“链主”企业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共建特色产业基地，培育县域经济“造血”机制。

　　在健全民生保障制度体系方面，广东积极构建系统化、长效化的民生保障机制。健全民生投入保障机制，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稳稳托住群众生活底线；完善收入分配制度，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稳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推动城乡居民收入比进一步缩小。

　　在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创新方面，广东积极构建精准普惠、城乡均衡的供给体系。健全分层分类社会救助制度，依托“粤众扶”综合救助信息系统，建立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与快速响应机制，取消急难救助户籍地限制，兜住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底线；完善教育医疗资源均衡配置制度，组建城乡教育共同体、县域紧密型医共体，推行珠三角优质学校、医院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结对帮扶的长效机制，引导优质人才向基层流动。

　　在治理效能提升制度创新方面，广东积极构建数字化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体系。深化民生领域数字化改革，升级“粤省事”“粤治慧”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实现社保、医保、民政等民生服务“一网通办”“指尖可办”；完善“省人大常委会评议+市县乡人大代表票决+基层微实事立办”的三重架构，扩大群众在民生项目规划、实施、监督中的参与权，力戒、官僚主义，确保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推动人民至上理念落地生根，需将制度创新转化为精准有效的实践行动，聚焦共同富裕、公共服务均等化、治理现代化三大导向。

　　坚持共同富裕的普惠导向，夯实民生物质基础。广东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造更多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就业岗位，通过“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吸引青年人才留粤创业就业，推动居民工资收入合理平稳增长。深化乡村振兴实践，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让农民通过产业发展实现持续增收。

　　坚持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公平导向，补齐民生短板。广东要聚焦“一老一幼”重点群体，扩大普惠托育服务供给，完善社区“颐康+托育”嵌合式服务模式；提升基层公共服务能力，实施乡镇“三所学校”“镇卫生院”提质工程，配备标准化教学设施和医疗设备，推广AI导诊、远程医疗等数字化服务；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让良好生态环境成为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坚持治理现代化的效能导向，筑牢安全保障防线。广东要全力推动省食品安全工作提质增效，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创新基层治理实践，撬动社会资本参与社区服务，完善“随手拍”等民意反馈机制，实现“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真正让治理效能转化为群众看得见的民生改善。

　　“十五五”时期是广东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的关键时期。广东要牢记习殷殷嘱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的责任担当，让南粤大地乡亲群众的日子越过越甜，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的广东答卷。（作者系广东省委党校哲学部主任、教授，广东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并将“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必须遵循的重大原则之一。“十五五”时期，广东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和重大原则，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走在前、作示范、挑大梁，奋力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十四五”时期，广东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新的突破，但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引领支撑能力还需加强，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仍面临不少制约。“十五五”时期，广东要按照新发展理念的要求谋划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着力在增强创新能力、推动均衡发展、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开放水平、促进共享发展上下功夫，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十四五”期间，广东科技自立自强水平持续提升，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效突出，新质生产力加速迸发。但发展新质生产力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十五五”时期，广东要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新质生产力布局，发挥好各地比较优势，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要以科技创新锻造核心动能，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实现更多“从0到1”的颠覆性突破；要以产业升级壮大产业发展新动能，依托20个战略性产业集群发展体系，大力发展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推动传统优势产业高端化、数智化、绿色化发展；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要素结构向“创新驱动”转变、产业结构向“高而优”“精而强”转变，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外部环境越是严峻复杂，越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把发展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十四五”时期，广东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取得积极进展，但内循环仍存在堵点、外循环持续力有待提升。

　　“十五五”时期，广东要聚焦堵点卡点痛点持续发力，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一是要更好统筹扩大内需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增强国内大循环动力和可靠性。要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把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切实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需求，持续激发消费内生动力和民间投资活力；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制度创新，突破供给约束堵点、卡点、脆弱点，以自主可控、高质量供给适应满足现有需求，引领创造新的需求；要严格落实“统一市场基础制度、统一市场基础设施、统一政府行为尺度、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的部署要求，坚决破除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服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二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广东要形成以内部产业链为基础，努力向国外中高端产业链延伸的产业链新布局，坚持进口和出口并重、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相协调、内外贸一体化发展，增强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和黏合度。三是要以更大力度推进高水平开放，拓展国际循环体系。依托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重大平台，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动广东自贸试验区提质增效，提高贸易创新发展和双向投资合作水平，完善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机制，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

　　统筹好做优增量和盘活存量的关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十五五”时期，广东要重点做好以下四个统筹：

　　一是统筹好释放传统要素和培育新型要素的关系，要聚焦土地、人才、技术、数据等关键要素，既注重加强存量要素的整合、盘活和利用，又注重挖掘、开发新的要素，推动优质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领域高效流动和优化配置。

　　二是统筹好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的关系，既要通过新技术、新工艺和新设备的应用，推动传统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又要加快科技创新突破，培育发展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

　　三是统筹好存量资产和增量资产的关系，在基础设施领域，既要提升存量基础设施投资运营水平，又要适度超前布局新型基础设施；在房地产领域，既要加力实施城中村和危旧房改造，盘活存量用地和商办用房，又要大力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建设更多“好房子”，满足刚性和改善性需求；在产业资本领域，既要鼓励企业以兼并重组、股权转让等方式盘活过剩产能、闲置厂房，又要引导资金投向人工智能、新能源、低空经济等新赛道，形成“旧产能腾退、新产能赋能”的良性循环。

　　四是统筹好存量债务和增量债务的关系。既要通过债务置换、展期重组、资产变现等方式有序化解存量债务，又要严控增量债务，精准投向“两新”“两重”、新质生产力等高效益领域，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将“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列为必须遵循的原则，明确提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的主要目标。改革开放是广东的核心标识与核心动力，广东以“敢为人先”破题，以重大平台为支点，以扎实成效筑基，既为自身发展注入动能，也为全国改革积累经验。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核心环节。《建议》将“聚焦制约高质量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作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聚焦方向。立足广东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实践的长期探索，进一步围绕激发经营主体活力、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三方面精准发力，通过制度创新破解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畅通经济循环血脉、增强发展稳定性韧性。

　　第一，激活经营主体活力，筑牢微观发展基础。广东始终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推动国有、民营、外资经济协同发展。“十四五”时期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在国资国企改革方面，推动国有资本向关键领域集中，在基础设施、能源保障等领域发挥战略支撑作用。在民营经济发展方面，坚持将法治作为护航民营企业发展的坚实屏障，积极保护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合法权益。“十五五”时期，广东需进一步深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推动民营企业参与重大科技攻关与基础设施建设，形成各类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格局。

　　第二，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畅通经济循环脉络。“十四五”时期，广东要素市场化改革持续深化，率先出台全国首份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文件，制度框架基本形成，推动土地、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高效流动，各类要素配置进程加快。“十五五”时期，广东需进一步健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深化产业用地市场化配置改革，盘活存量与低效用地；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支持深交所、广期所提升能级，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债券平台；高标准建设技术与数据交易平台，健全数据产权、流通交易与安全治理机制，推动资源向先进生产力集聚，为新质生产力注入动能。

　　第三，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增强发展韧性。面对世界百年变局与科技革命演进，《建议》将“提升宏观治理效能”作为“十五五”时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举措。广东经济总量连续36年居全国首位，强化战略引领与政策协同，将各类政策统一纳入高质量发展框架，形成“一盘棋”合力，有利于实现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围绕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要求，广东需健全高质量发展综合绩效评价体系，深化“数字财政”建设，优化省以下财政体制，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在金融领域，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健全服务实体经济的激励约束机制，推动金融资源精准对接产业创新，构建内需主导、消费拉动的内生增长模式。

　　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建议》将“扩大高水平开放”作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抓手。以开放促改革、促创新、促发展，以制度型开放为核心，通过扩大服务业开放、深化科技创新合作、强化大湾区枢纽功能，构建全域开放新格局，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中塑造广东竞争新优势。

　　第一，推进制度型开放，构建制度竞争新优势。制度型开放是顺应国际经贸规则变迁的必然要求，也是倒逼广东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路径。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等领域开展压力测试与先行先试。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横琴、前海、南沙、河套等平台开展首创性、集成式改革，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通过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推进数据跨境安全便利流动，构建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以制度创新破解开放中的深层次障碍，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第二，扩大服务业开放，培育产业竞争新动能。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有序推进金融、教育、医疗、电信等领域开放。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服务贸易标准化、数字化水平；创新数字贸易发展模式，建设离岸数字服务中心，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培育数据驱动型服务出口能力。通过服务业制度性开放，吸引高端要素集聚，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为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第三，深化科技开放合作，激活新质生产力。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引进优质创新活动、要素与人才，提升外资项目技术溢出效应；支持本土企业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数字经济、绿色经济等新兴领域构建国际竞争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共建协同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创新，以创新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抢占未来产业制高点。

　　第四，强化大湾区枢纽功能，打造全球开放门户。围绕“一点两地”定位，深化三地规则衔接与机制对接，拓展“湾区通”覆盖范围，加快“数字湾区”建设；创新口岸通关模式，优化“港车北上”“澳车北上”，稳妥推进“粤车南下”，促进人员货物便捷流动；共建开放型产业体系，强化国际科创中心功能，深化金融、法律等专业服务合作，打造“湾区标准”“湾区认证”体系，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高水平开放门户枢纽。（作者系中山大学区域开放与合作研究院院长、广东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有机统一，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治理框架。

　　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效率本源。市场经济通过价格信号引导要素流动、竞争机制实现优胜劣汰的核心功能。唯有破除行政壁垒与垄断束缚，让各类经营主体在公平环境中博弈，才能激发创新活力与内生增长动力，这正是生产力发展对生产关系变革的本质要求。

　　政府有为是市场有效的制度保障。市场在公共服务供给、公平秩序维护、系统性风险防控等领域的天然失灵，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制度供给者角色。正如“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的论断所揭示，有为政府的核心价值在于搭建制度框架而非直接干预微观运行，通过产权保护、监管创新等举措为市场运行筑牢底线。

　　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既要以市场化改革破解发展瓶颈，又需通过精准调控化解区域失衡、产业升级等深层矛盾。

　　制度破冰激活市场内生动力。广东始终将市场化改革聚焦于制度供给侧突破，通过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迭代升级与妨碍统一市场政策的系统性清理，构建起“非禁即入”的公平准入环境。这种制度松绑带来的成效尤为显著：市场主体规模连续多年领跑全国，民营经济贡献超六成GDP，印证了市场化改革对经营活力的激发效应。

　　在要素市场化配置领域，广东的创新实践更具突破性。广东通过构建数据产权登记、交易流通标准等制度体系，实施“数据要素×”行动计划，形成要素流动的“乘数效应”。粤港澳大湾区要素跨境流动机制的完善，则进一步放大了统一市场的规模优势，资本、技术等要素的高效配置已成为湾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

　　精准施策构建政府补位体系。面对市场失灵领域，广东政府展现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治理智慧，形成多维度精准发力格局。

　　公共服务创新。佛山禅城“就业驿站”开创了“政府搭台+市场唱戏”的服务新模式，通过整合市场化人力资源服务与智能化技术工具，构建起覆盖城乡的就业服务网络。这种“公益属性+市场效率”的融合路径，破解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与效率不高的双重难题，为民生领域的政府与市场协同提供了范本。

　　引导产业升级。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广东实施“链主企业+专精特新”培育体系，通过财政激励与平台搭建引导资源向高端制造集聚。依托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创中心，政府着力构建产学研协同机制，推动研发投入持续增长与创新主体快速扩容，实现了产业政策与市场创新的同频共振。

　　风险防控筑基。通过反垄断执法与金融监管创新，广东构建起公平竞争的市场生态。在平台经济治理中，既以法治手段规范无序扩张，又通过包容审慎监管为创新留足空间，体现了既“管得住”又“放得活”的治理艺术。

　　机制创新破解协同发展难题。广东以制度桥梁打通市场与政府的协同堵点，在关键领域形成突破性进展。在区域协调中，通过“政策引导+市场主导”模式推动珠三角资源向粤东、粤西、粤北地区辐射——政府负责基础设施均等化与营商环境同质化，市场主导产业链梯度转移，使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工业增长动能持续增强，印证了协同机制对区域失衡的矫正作用。

　　筑牢统一市场制度底座。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牵引，广东需重点突破三大瓶颈：一是深化规则统一，清理区域保护性政策，实现产权保护、竞争审查等制度全省协同；二是完善要素市场体系，聚焦数据要素深化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与跨区域人才流动机制；三是强化信用支撑，构建全域信用信息共享平台，推动法治经济与信用经济深度融合。

　　推动政府职能智慧转型。实现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范式转变，需构建三维治理体系：宏观层面健全财政、货币与产业政策协同机制，提升调控精准性；微观层面推广“人工智能+政务”模式，在教育、医疗等领域引入社会力量，通过“智办、智管、智联”提升服务效能；监管层面构建“双随机+信用+智慧”的综合监管体系，实现监管效能与市场活力的平衡。

　　强化协同示范引领。依托粤港澳大湾区与深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广东应探索更高水平协同模式：一是深化规则衔接，在跨境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实现“同标互认”；二是打造营商环境高地，推行“极简审批”“无感监管”，通过数字政府改革实现“少跑腿、好办事”；三是创新协同治理机制，建立政府、市场主体、行业协会三方协商制度，在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领域形成政策合力。

　　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有机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优势，更是广东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面向“十五五”，广东需继续以制度创新打破协同壁垒，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尽显效率优势，让政府在公共服务中彰显民生温度。唯有“两只手”协同发力、相得益彰，才能在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书写广东答卷，为全国提供可复制的协同治理经验。（作者系中山大学国际金融学院院长、教授）

　　发展和安全是治国理政的两件大事。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六条原则之一，着眼“在发展中固安全，在安全中谋发展，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增强经济和社会韧性”，作出一系列部署，为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落实“十五五”时期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提供了根本遵循。

　　广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也是国家安全南大门，各类风险挑战层出不穷。深入贯彻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决策部署，要充分认识广东自身地缘、产业、科技等独特地位，精准发力，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

　　安全是发展的前提，没有安全和稳定，发展无从谈起。发展是安全的保障，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障。

　　进入新时代，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深度介入，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难预料性显著增加，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遭遇系统性冲击。部分国家将经济议题政治化，动辄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贸易霸凌，彻底破坏全球经贸合作的底层逻辑。在此背景下，我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金融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经济金融风险日益呈现出系统性和长期性，这决定了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是长远战略抉择。通过打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培育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既能对冲外部冲击，又能将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同时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对接全球优质资源，实现内循环与外循环相互赋能，最终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发展根基。

　　作为中国第一经济大省、对外开放前沿地、粤港澳大湾区核心载体，广东的经济金融安全不仅关乎自身发展，更对国家战略实施、区域协同推进及民生稳定保障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要意义。

　　首先，广东是筑牢国家经济安全的“压舱石”。全省GDP连续36年位居全国首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税收贡献长期领跑全国，具有规模效应与抗风险基础的双重优势。若广东经济金融出现系统性风险，必将直接冲击国家经济增长动能、财政收入稳定与就业大局，动摇全国经济稳定的基础。同时，广东作为全国制造业与出口第一大省，拥有门类齐全的完整产业链条，在全球订单交付、跨境物流、供应链金融等领域深度嵌入国际市场，对内辐射华南、西南、中南广袤腹地，对外链接全球资源配置网络。其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与竞争力，是保障国内国际双循环畅通的前提，直接服务于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

　　其次，广东是防控跨境金融风险的“前沿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省份，广东毗邻香港、澳门，资本流动频繁、金融创新活跃，是开放合作的枢纽，也面临美元稳定币等数字金融工具带来的跨境风险挑战。若监管出现真空或失效，相关风险可能以广东为“跳板”，借助其开放枢纽的辐射能力向国内市场快速渗透蔓延。因此，维护广东经济金融安全，是防范跨境风险传导、保障“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关键。

　　再者，广东是积累全球经济治理经验的“试验田”。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对广东而言，不仅是防范自身风险的需求，更是承担国家使命的体现。通过探索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跨境金融风险防控机制、推广人民币国际化实践、创新数字贸易金融模式等，广东能为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升国际金融话语权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助力国家在全球经济格局中占据更有利地位。

　　最后，广东维护经济金融安全是保障民生稳定的“安全阀”。历史经验表明，银行挤兑、房地产、债务违约等经济金融风险若处置不当，极易引发社会动荡。广东常住人口超1.2亿且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明显，珠三角与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在发展水平上仍有差距。一旦经济金融风险向民生领域传导，将加剧社会矛盾。从这一维度看，维护经济金融安全，是防范风险向社会领域扩散、保障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

　　广东需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从五方面维护经济金融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一是强化防控机制研究，探索形成科学精准、及时有效的经济金融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推动实现各类风险隐患早发现、早识别、早处置。二是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夯实新发展格局的产业基础。加快高科技自立自强，促进各产业融合发展、创新发展，推动制造业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与竞争力。三是坚持开放式协同创新，形成更强创新力、更高附加值、更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通过积极探索对标更高标准经贸协议的规制、规制、管理、标准，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等举措，加强与周边国家构建安全高效、循环畅通、互利共赢的产业链供应链，着力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四是健全制度保障体系。依托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金融试点，建立三地监管信息共享平台，统一跨境资本流动监测标准，填补新型金融工具监管空白；设省级金融风险处置专项资金；修订地方金融监管条例，明确各方安全责任边界。五是守住民生安全底线。更加积极主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着眼激活城乡市场，更好满足群众需求，维护社会稳定。（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