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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是问题：当比赛消失，一座体育中心会变成 “ 白象 ” ，还是会变成城市的一部分？更尖锐一点：我们花大钱建的，到底是赛事机器，还是一块人人都能用的公共地面？

　　在中国城市语境里，很多体育中心更像一种 “特定时段才启动的巨型装置”：比赛、演出、集会来临时，它被迅速点亮；但在更多普通日子里，它往往以退界很深的用地、连续围栏与集中闸机入口的形象，把自己从街道生活里抽离出来。

　　你能看见它的体量，却很难“顺路”进入——跑步要不要绕行？能不能坐一会儿？会不会被一句“这里不能停”劝离？也正因此，“高投入、低频使用”的白象焦虑，常常不是从建筑造得不够大开始，而是从城市走到边界那一步就被切断开始。

　　问题往往不在“场馆里面”，也正是为了解释这种“断裂”，建筑理论里有一个非常管用的词：阈限空间（threshold / in-between space ）。

　　这个概念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 更早在 Team 10 的语境里，阿尔多·凡·艾克（Aldo van Eyck）提出“in-between（之间）”作为反功能主义分区的核心武器 ：他借用了哲学家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关于“之间/对话”的思想，把建筑里最容易被忽略的边界地带，从 “ 缝隙 ” 升级为真正的建筑空间。 ——让两种空间品质在这里相遇、互相作用，并把它与社会意义直接挂钩：连接 / 分隔如何被体验，会反过来定义人的关系与公共生活的可能性。

　　荷兰建筑师赫曼·赫兹伯格（ Herman Hertzberger ）把它说得很直白： 他强调“阈限”不是一条分界线，而是一段有厚度的空间平台，这常被他概括为“自身就是一个地方”，它构成不同空间秩序之间“相遇与对话”的条件。

　　换句话说，阈限空间的价值不在“好看”，而在它能不能把“对立面”重新变成“孪生现象”——开放与秩序、自由与管理、城市与建筑，在这里达到一种可被日常使用的平衡。

　　放到今天，这套理论之所以重新变得锋利，是因为它几乎精准击中了当代城市的痛点：我们的公共空间不缺“面积”，缺的是让人感到舒适、安全、愿意停留并发生联系的中间层。不少当代研究与讨论也把 in-between spaces 视为回应城市社会需求的关键场景之一 。

　　所以当你回看很多中国体育中心的“日常失效”，会发现它并不完全是规模、造价或形体问题，而是阈限被做成了“门槛”：围栏更像筛选器，闸机更像分界线，入口只服务事件流量，不服务日常生活。于是场馆只在赛事时刻属于人，其他时刻只属于管理。

　　也因此，当我们说一座场馆需要一个更具公共性的civic threshold （城市公共阈限）， 本质上是在问：它能否把“场馆的边界”从硬切换，变成一段可被占用的公共界面：让路过的人愿意顺路进来、坐一会儿、跑一圈、看一眼，再决定要不要更深入地进入建筑。接下来再回到扎哈团队设计的大湾区体育中心，我们才真正有机会讨论：它到底是如何在空间上“把门槛变厚、把边界变软”的。

　　大湾区体育中心：扎哈 · 哈迪德建筑事务所在广州南沙落地的大湾区体育中心，位于南沙区南端、珠江三角洲西岸，被项目方定位为片区新市政核心的 “ 锚点式 ” 公共基础设施：既面向区域级大型赛事与文化演出，也承担面向本地社区的日常体育与公共活动承载。

　　项目被置入一座约 70 公顷（约 70 万㎡） 的滨水公园系统中，公园以连续的岸线景观、运动与休闲空间构成 “ 城市前场 ” ，将原本高度专用的场馆群转译为可被日常使用的开放地景。在更偏 “ 基础设施 ” 的尺度上，这片滨水公园亦被纳入区域防洪策略：通过湿地等海绵化手段，在极端海平面波动时进行蓄滞调节。

　　体育中心以三大场馆为核心：一座 6 万座 综合体育场、一座 2 万座 室内综合体育馆（篮球及其他室内活动）、以及一座 4000 座 游泳跳水馆（配备 50 米标准泳池与跳水池），并配置运动员住宿、室外训练场与跑道等支撑设施，形成 “ 赛训演用 ” 复合体系。

　　在总体形象上，项目采用流线型群体构成，将 “ 地方性 ” 处理为可被识别的几何母题：建筑的流动轮廓呼应珠江区域传统帆船船体的渐收几何；体育场屋盖则以环向分层的 “ 褶皱 ” 系统建立强烈的文化识别度，被官方说明直接关联到传统折扇的褶皱结构意象。项目强调面向大湾区的跨城可达性通过广州地铁18号线及深中通道（深圳 — 中山通道）等区域交通基础设施，将南沙的滨水新城与湾区主要城市纳入更紧密的时间半径。

　　如果把传统体育中心的边界理解为 “ 一道线 ” （围栏 — 闸机 — 检票），那么大湾区体育中心更像把边界做成 “ 一段厚度 ”—— 从城市动线进入滨水公园的开放地景，再被跑道、训练场与连续步行系统 “ 顺路带入 ” ，最后才逐步接近三大场馆的入口界面。为居民提供沿江的运动与休闲景观空间，这种 “ 先公园、后场馆 ” 的组织方式，本身就把场馆从 目的地 转译为一种可日常穿行、可停留的公共基础设施。

　　更关键的是这套阈限并不靠广场的空旷，而靠日常的密度。在官方的描述里都把 室外训练场、跑道、运动员配套 等作为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并指出这些设施将支持地方政府推动青少年或者 学校体育参与的项目。也就是说，阈限空间被预设为 会被频繁使用 的日常场地，而不是比赛日的人流堆场。

　　在广州这种湿热环境里， “ 公共性 ” 很容易被气候打回原形：没有遮阴与通风，再开放的空间也留不住人。因此项目在叙述中反复把环境策略落到公共空间层面：包括更大面积的遮蔽空间、自然通风组织、以及通过数字化模拟来优化遮阳表现等；这些并非单纯的表皮技术，而是在为 “ 阈限空间的可停留性 ” 提供性能支撑。

　　围挡如何退场、安检如何分层、夜间照明是否常态化、公共灰空间能否被允许停留、非赛事日是否有稳定的活动编排。广州市政府印发的《体育强市建设规划（ 2024—2035 年）》明确提出：要加大公共体育场馆对外开放力度、持续推进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并且完善公共体育场馆兼容经营性功能的规则指引；同时点名引导包括 “ 大湾区文化体育中心 ” 在内的大型场馆灵活利用赛事空余档期承办演艺活动，走向 “ 体育娱乐综合体 ” 。 同时，公开报道显示华润文体已中标该项目运营权，标志着项目从 “ 建设模式 ” 切换到 “ 运营模式 ” ，并以 “ 复合运营（赛事 + 演艺 + 商业等）经验 ” 来理解其未来路径。

　　公园化、气候友好、可日常占用的城市公共阈限，让人不必等到比赛日，也能顺路进入、停留、发生关系。

　　如果说 “ 阈限空间 ” 常被误解为门厅、檐下或入口台阶，那么杭州的运河亚运公园提供了另一种更具中国现实感的解法：把阈限做成一座公园。

　　在总体定位上，运河亚运公园本质是一座“体育+公园”的城市基础设施，而不是一台只在比赛日启动的赛事机器。官方场馆介绍写得很明确：项目总占地约 701 亩、总建筑面积约 18.5 万㎡，由 “ 一场一馆一广场两中心 ” 与街区配套组成：育馆（乒乓球、霹雳舞）、体育场（曲棍球）、亚运广场、全民健身中心、全媒体中心，以及 “ 花令十二坊 · 时尚街区 ” 等商业配套。

　　它的目标从一开始就被设定为 “ 赛时为赛事、赛后为大众 ” ，这决定了它的阈限空间不是 “ 入口台阶 ” ，而是一整套可被日常占用的公共界面。

　　空间构成上，运河亚运公园把“抵达”从单一入口，拆成了多点渗透的慢行网络。一条全长约 7.2 公里的绿道把南北地块串成环线 公里，并以 “ 花令十二 ” 主题组织跑道体验。当傍晚人群聚集、跑步散步打球都能发生时，场馆群就不再是 “ 远观的体量 ” ，而变成 “ 顺路可用的背景 ” 。杭州媒体对它的描述很直白：高峰时一天可吸引游人约 5 万人次。

　　理念与技术策略上，运河亚运公园把阈限做“厚”地景与地下系统，把被切开的场地重新缝合。运河亚运公园的一个现实难题是：基地临运河、被主干道与水系影响，南北片区天然容易“各自为政”。它尝试做一个“中间层”南北场馆通过下穿花园岗街与北庄河的地下广场连接，地下还通过下沉设置商业街区，在保证行人安全与连贯的同时，解决采光通风等问题。

　　这其实就是典型的 civic threshold 把“过街 / 到达 / 停留 / 消费 / 遮阴避雨”揉成连续的公共界面——它既服务赛事高峰的人流集散，也在日常把“经过”转化为“停一停”。

　　中国日报在亚运期间的报道提到场馆面向市民团体开放参观，每周固定开放场次、累计接待万余人次；西侧全民健身中心也开放乒乓球、羽毛球等场地并形成较大规模的惠民使用量。

　　2024 年国家体育总局转载的《中国体育报》文章里，拱墅运河体育公园已成为承办赛事活动与周边居民日常健身的 “ 宝藏公园 ” ，城市穿越赛、全民健身季活动等在此发生，滑板、羽毛球、腰旗橄榄球、广场舞与慢跑人群共同构成它的日常底噪。

　　把南沙的大湾区体育中心、杭州运河亚运公园和猎德桥下放在一起看，会产生一个表面上的反差：前两者是超大体量的综合场馆与公园系统，后一者只是桥下的口袋空间。但它们讨论的其实是同一件事——阈限空间如何让公共性发生，区别只在“阈限的尺度与组织方式”。

　　这个节点位于天河区临江大道缓跑径（珠江沿线绿道）中段，可利用面积约4018㎡。改造前，环卫设施与停车等挤占人行通道，导致通行效率低、环境品质差；改造则被纳入广州桥底空间 “ 一桥一方案 ”“ 一桥一特色 ” 的治理框架之中，目标很明确把“消极灰空间”转成可复合使用、可持续运维的公共界面。

　　猎德桥下的核心不是造一个 “ 网红点 ” ，而是先把最基础的城市行为接回来：走路、跑步、穿行。方案通过优化行人步行路径、完善交通流线，让桥下不再是被迫绕行的障碍，而成为绿道体系中的一个 “ 自然节点 ” 。更重要的是，它被明确定位为临江大道缓跑径的中点驿站：你来这里不需要 “ 目的 ” ，经过就能进，累了就能停。

　　很多桥下空间难用，不是因为没有面积，而是因为 “ 必须先解决市政功能 ” 。猎德桥下的策略是整合环卫设施：北侧桥下设置环卫站房，并为环卫工人提供休息、更衣、洗浴等配套；同时通过围墙与桥梁的一体化处理、立面美化与灯光配置，把它做成 “ 好用、好看、好管 ” 的市政服务驿站。

　　猎德桥下的 “ 人气 ” 并不来自口号式文化墙，而是把在地文化转译成可触摸、可参与的空间构件：南侧以猎德龙舟文化为主题，布置龙头、船桨、龙骨架、龙形座椅等装置与设施，形成可坐、可玩、可拍照的停留界面，同时。

　　和大型场馆不同，这类节点的运营不靠复杂票务与活动，而靠 “ 日常是否真的有人用 ” 。报道里，改造后的空间被描述为安全活力的交流空间、成为市民打卡地，并出现 “ 孩子在桥下玩耍 ” 的典型日常画面。

　　从 civic threshold 的视角看，体育场项目与桥下空间提供了两种不同路径：一个依靠精密设计，一个源于自发使用。它们共同指向同一个结论 —— 公共性的生命力，最终来自被反复、日常地使用。

　　最后的问题也可以更直接地抛给城市：当我们继续建造更多“超级场馆”，我们愿意把多少精力放在“赛时峰值”的壮观上，又愿意为“无赛事日”的低门槛与持续开放留下些什么？